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生态宜居”的有效举措、“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和“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在增进广大农民现代性意识、促使农民群众走出传统的同时,也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认知带来新的挑战,农民的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公共精神趋于式微、集体观念趋于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多元整合困境、公共性培育困境、价值取向困境和组织保障困境。新时代,应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增进农民的价值共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以乡村文化构筑新型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塑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以提升组织力为主要目标,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活力,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组织基础。     

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影响因素及培育策略——基于19个省市39位新型职业农民生命历程的分析

通过对全国19个省市39位优秀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命历程进行分析,发现其成长轨迹呈现出折勾型、倒梯型、V字型、阶梯型以及N字型五种类型,并且不同来源、不同世代的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究其原因,新型职业农民终身发展的动力支撑显得不足;新型职业农民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政府扶持与引领作用有待继续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并未得到恰当的把握;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相关利益主体分布比较广泛。针对以上情况,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策略:强化政府主导力量,增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吸引力;吸收年轻优秀群体,壮大新型职业农民的新生力量;重视人地实际需求,把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时机。     

“镇改市”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与改革进路

“镇改市”是我国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的试验,也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对基层行政区划改革做出的有益尝试。以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为目标指向,通过激活中小城市的发展“命脉”,改变单纯依靠经济推动乡镇发展的路径依赖,实现“农民城”向新型城镇的跨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探索。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缺位的行政规划设计、有限的乡镇管理能力、被异化的政绩观念、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以及市民文化普及不到位等,对“镇改市”的推进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成为“镇改市”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问题的化解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技术的支持和法治的保障,这三个维度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共同为“镇改市”改革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民事合同法律关系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给社会各领域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文章拟从疫情的不可抗力性角度展开,认定疫情作为不可抗力需具备特定的地域范围和合同履行受阻与疫情之间需具有因果关系这两个识别因素。作为不可抗力,疫情会引起债务人违约责任的全部免除、部分免除、推迟履行以及合同的解除和变更等法律效果;因各种类型的合同的属性不同,在具体适用不可抗力规则时会有所差异。在分析了疫情的法律性质和法律效果的基础上,拟从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司法裁判的规范、合同条款的设置、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对疫情的防控提出建议。     

新乡贤与乡村慈善:资源整合、项目对接与激励机制创新

新乡贤是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社会资源,尽管不同地区新乡贤群体由于结构不同导致其社会功能存在较大差异,但乡村慈善功能应是各地新乡贤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功能。乡村慈善也是当前中国乡村发展面临的最大短板,急需外部新资源注入推动。只有对中国新乡贤资源进行合理整合,搭建合适的平台实现新乡贤资源与乡村慈善项目的有效对接,积极创新激励机制鼓励新乡贤参与乡村慈善,才能充分利用中国丰富的新乡贤资源补齐乡村发展短板,改善乡村生产与生活条件,助力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基于新发展理念的川渝协同发展水平测度及对策研究*

以成渝城市群为代表的川渝协同发展即将成为继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之后的又一重要增长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基点,建立包含五大发展理念的川渝协同发展指数,利用2008—2017年的数据进行测算,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总体上,协同发展总指数逐年上升,但上升速度在缓慢下降,两地的协同发展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第二,从分项指标来看,十年间创新发展指数和绿色发展指数的提升非常明显,协调发展指数和共享发展指数缓慢上升,而开放发展指数表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第三,为缩小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发达地区的差距,需要坚持创新发展、着眼协调发展、引领绿色发展、扩大开放发展、实现共享发展,深度推进川渝协同发展,发挥重庆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的支撑作用,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带动作用,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中的示范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文化的建设研究 ——基于安徽临泉县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摘 要：乡贤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新乡贤群体和新乡贤文化在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安徽省临泉县近年来积极探索新乡贤文化在乡村振兴中作用的发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积累了一些经验。进一步弘扬新乡贤文化,发挥其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要完善新乡贤参与乡村活动的激励机制,正确处理新乡贤与村两委的关系,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预防新乡贤异化为宗派与黑恶势力,防止新乡贤活动中的以德代法行为等。     

基于TOPSIS模型的湖南省新型城镇化 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为评价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从经济城镇化、生活城镇化、社会发展城镇化、生态环境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等5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湖南省14个市州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综合水平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只有省会长沙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其余市州新型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显著。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将湖南省14个市州分为三类,第一类为长沙市,第二类为株洲和湘潭,第三类为岳阳、常德、邵阳等11个市州。根据影响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兼顾公平,促进各市州的协调发展;融入长江中游经济带发展大局,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加大环境污染防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入手, 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知识产权能力、产业集群、金融支持、政府补助、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六大方面,现有文献主要围绕这六个方面进行相关研究。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假设检验、实证分析、构建模型等研究方法与评估体系,而比较研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学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数量较多,但大多数只是宏观地探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及某些影响因素。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包含不同行业,各个产业的特性存在差异,对于具体某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还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同时,技术、政策以及融资环境等某一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研究慢慢增多,但是对不同因素带来的交叉影响研究还有待深入。     

新形势下创新高校固定资产管理模式研究

固定资产作为高校发展重要的物质支撑,是高校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基本物质保障。新形势下,全社会对高校社会 服务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创新高校固定资产管理模式就显得尤为紧迫,而保安全、提效率则是高校固定资 产管理模式创新的目标所在。因此,创新高校固定资产的管理理念,建立科学、高效、安全的固定资产自主式、主导式、共同式、 参与式等管理类型,成为了优化高校固定资产管理工作的必要路径,也成为了在新形势下保持高校各项事业持续稳定开展的 重要任务。